春晖丨陶洛诵:母亲查全素的坎坷一生
作者简历
作者肖像(徐唯辛画)
油画 250cm x200cm
陶洛诵,1947年出生,初中就读北京女12中(原贝满女中),高中就读师大女附中。“文革”中坐过几年牢,在河北白洋淀当过知青。现为澳洲知名华裔女作家,著有自传体小说《留在世界的尽头》《生之舞》等。定居悉尼。
原题
我的母亲查全素
作者:陶洛诵
1980年代,民革的活动中。左起孙连仲将军女儿孙惠书、我妈妈查全素、张自忠将军女儿张廉云、我
“妈妈,你是说过第一爱自己,第二爱爸爸,第三爱孩子吗?”这是1966年7月,我去女十三中看有人给妈妈贴的大字报,回家问妈妈是真的吗?
妈妈笑着说:“我是说过。”
我一直以为,她最爱爸爸,其次爱我们。我心中,母亲应该都是忘我的。
徐家祯教授曾告诉我:“一个人,如果连自己的事情都做不好,根本不可能帮助别人!”我想:“妈妈也许是对的,一个人,如果连自己都不爱,根本不可能去爱别人。”
妈妈出生在安徽省舒城县中梅河一个地主家庭。她的乳名叫鹤年。她自豪地告诉我们,她是大自然淘汰的结果。我的外婆李德高(这名字是妈妈给她起的)是中梅河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,著名的大美人。嫁给外公查焕然后共生过七个孩子,只存活了两个,还有一个是比我妈妈小十岁的我舅舅查全一。
我妈妈嫁给我爸爸,是包办婚姻加自由恋爱。我外婆和我爷爷是表兄妹。妈妈高中毕业后,随着我妈妈一起进陶家门的我舅舅管我爷爷叫二表伯,管我奶奶叫二表妈。
爷爷陶因
我爷爷从日本德国留学回来后,一直在武汉大学任教,抗战时期大学迁到四川乐山。抗战胜利后,爷爷被国民政府派到安庆筹建安徽大学。1946年父母完婚,1947年11月生下了我。
我爸爸武大附小、武大附中、武汉大学化学系一路学下来,在教授堆里长大。他曾和一个叫于宝珍的教授女儿有一段恋情,这在我们家是个公开的秘密。爸爸妈妈并没有说过什么。奶奶告诉我,爸爸对于宝珍小姐要求甚严,夏天不许她穿短袖衣服,于小姐也听他的。
爷爷陶因和爸爸陶坤 (武汉大学时)
至于为什么还是吹了,没人给我讲下文,我只好自己编故事,脑补想像了。
爷爷奶奶极中意我妈妈,觉得她忠厚善良孝敬、三从四德继承得好。
妈妈告诉我,爸爸发现她数学很有天赋,尤其心算能力很强,就让她报考数学系,她考上了。爸爸想与她做一对科学家伴侣,他们俩闲暇时光是读唐诗宋词。爸爸还偏爱庾信的駢体文。爸爸五岁就能把老子的《道德经》倒背如流。
他们结婚时两人都才21岁,爸爸比妈妈小半岁。我看见妈妈婚前送给爸爸的一张照片,背后书写:“坤弟留念”。
妈妈和我
1949年大陆易帜,武汉大学毕业的爸爸经爷爷在共产党内的朋友推荐去北京,先在北京图书馆旁边的中央编译局工作,后来参加中国科学院的筹建工作。参加筹建的都是茅以升、郭沫若等老一代科学家文学家,他们看见年轻的爸爸,好奇地说:“哪来这么个小孩子?”
爷爷在华北革命大学毕业后,被分配到南京大学经济系当教授。
1966年红八月,妈妈在她任教的女十三中被红卫兵殴打剃头,爸爸后悔不迭。1952年国家公开招考教师,爸爸给妈妈猜考题是“斯大林语言学”并辅导她。一举考中。
我一岁生日和妈妈在安徽安庆卡尔登照相馆
爸爸对我说,当时他也不知道怎么想的,就知道要考“斯大林语言学”。否则妈妈就不会当老师,受那份荼毒。
爸爸为救妈妈,授意我给主席写信,我们父女两人冒雨到中南海送信。过了些日子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一篇社论,“要文斗,不要武斗”。虽然姗姗来迟,但对红卫兵的无边暴行还是起了一定的制止作用。妈妈活下来了。
爷爷奶奶和我,1948年
1968年10月,爸爸非要和妈妈离婚,我听见妈妈与爸爸道别时说:“我会含笑面对人生。”但是苦难与重压远比她想像得大,她后来告诉我,好长时间她都不会笑了!
爸爸本来想进化学所从事研究工作,因为他精通英德俄三国外文,组织上让他一直做化学名词统一工作。他和妈妈属于热爱自己的事业,全神贯注拼搏的人。小学三年级以前老听见他们俩人不是这个长工资,就是那个长工资,爸爸长到每月125元,妈妈长到80多元。妈妈在1964年又长了一次(我听舅舅说的)。
爸爸妈妈和两个弟弟
1964年以前,他们不靠工资过日子,靠爸爸稿费过日子。爸爸和当时的高教部长曾昭伦先生合译四大本苏联化学手册,前三本有稿费,第四本国家就让他们白干,把稿费捐了。
1964年爸爸拿了最后两本书《有机化学命名法》和《无机化学命名法》的稿费。
爸爸对妈妈说:“以后就要靠工资过日子了!”妈妈说:“靠工资过日子怎么活啊?”爸爸说:“大家不是都靠工资过日子吗?”
我和妈妈,大约1968年
爸爸离婚后,每月给妈妈五十块钱,幸亏大弟弟湘诵是六八届高中生没上山下乡,分配到砖瓦厂当壮工,有四十多块钱。但妈妈要给被遣返安徽老家的外婆寄钱,要给在白洋淀插队的我和二弟陶江带猪油、白糖、大米。后来我蹲班房,妈妈要给我交十四块的伙食费。
最大的一项开支,是我家的私房在1966年红八月被迫交公,房管局要收18块多钱的房租。本来八口之家只剩下四个人,妈妈留了四间,退了五间。房管局安排一个有七个孩子的人家入住,一住就是二十多年。
爸爸和妈妈离婚后,赵京兴终于可以和我交往了。前排右起:陶洛诵、妈妈 、赵京兴;后排右起二弟陶江、大弟陶湘诵
2016年,“文革”发动五十周年之际,遇罗文从美国来澳洲堪培拉开会,特地到悉尼看我。我在克罗拉那海滨餐厅设宴招待他,他当着一桌子人说我:“家里有这么个女儿,得多操心啊!”
他说得没错,包括我选择他为我的初恋的操心。“文革”开始后,全家最担心的是我,爸妈找了个好人家,想把我嫁掉,过一个平稳的小家庭生活。我拒绝他们给我的安排,走上一条叛逆的道路。
爸爸安息在澳大利亚悉尼Lidcome墓园
1966年红八月,外婆因为地主身份被遣返回安徽。我自觉承担做饭工作。妈妈提醒我别忘了学习。做饭令我感到才尽华竭。我将做饭的任务卸下。陶江是五中六八届初中,本可以分配在北京,后来他说:“大姐出去干革命,我做饭做烦了,才去白洋淀插队。”妈妈觉得他插队选择得好,因为北京六八届初中分配到煤矿企业,妈妈觉得更危险。
1968年,妈妈曾在北京教育局办的顺义五七干校学习修鞋,回到北京女十三中继续教书。有一段时间“右倾”回潮,她立刻精神抖擞干得特带劲儿,马上又遭批。我问她这是为什么?她说:“习惯了!”她告诉我,见孩子她就想教,甚至是大街上碰见的不认识的儿童。
左起孙惠书(孙连仲将军长女)、我的妈妈、程贞淑,最后一位不认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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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转身,光阴就成了故事